重说晋商(二)

入清以后,经过康、雍、乾三世前后150年的治理,先后平息了三藩之乱于西南,统一台湾于东南,驱逐沙俄势力于东北,平息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于西北,妥善处理了蒙古各部间的关系。在蒙古实行了旗蒙制度,在新疆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军政机构,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并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至此,大清王朝四方疆域安定,各民族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国家出现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清政府加速开发四边,发展边疆地区经济,在边境修城、屯田、发展畜牧业,以此作为巩固边防的辅助措施,而且实施了一系列与发展农业相配合的减免关税、商税、鼓励商业活动等恤商政策,并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各地特别是新疆、东北、山西等地大力扩展水陆驿站干道。清代仅设在山西的驿站就达125个,较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虽然驿站主要是传达中央政府政令的邮传之路,但客观上成为商旅之路,成为连接各省府州县的交通干道,促进了山西境内以及与外省的经济联系。

晋商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政策宽松、交通趋于便利的背景下,在明代中后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期——长途贩运贸易期。山西商人们把本地区历史悠久的煤炭、生铁、潞盐、潞绸、棉布等手工业品,以及南方的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贩运到北部、东北、西北广阔的市场,又将这些地方的粮食、牲畜、皮毛、药材等大宗商品贩运回内地销售,往来贩运,沟通有无,买全国,卖全国,构成四通八达的运销网络,促进了省内外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山西的晋中盆地地势平坦,适宜农耕,有较多的剩余产品可交换,这是商品发展的前提条件。晋中又处于晋南、晋东南等通往省会太原和京都北京的通道,区位优势明显。元代以前,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偏南,其优势发挥不出来。元代定都北京后,这条交通线便热了起来。到明代,全国商品经济大发展,北京的中心辐射作用越来越强,这条线成为交通要道,于是,晋商中心由南部向中部地区转移,晋中商业兴起,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成为商业中心。

历史上称杀虎口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为“口外”,杀虎口是“西口”,张家口是东“口”,当年晋商就是通过这两个地方到关外谋求发展的。从西口出去的向内蒙古的西北部、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发展,从东口出去的向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以及中俄边境发展。

杀虎口在明代叫“杀胡堡”,可见是抵御外族侵扰的一个关隘。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此设关,是山西境内最早的一个关市,它位于右玉县城北20华里的长城边墙,也是兔毛河之口。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在家中无计生西口外行,一路上数不清艰难种种。小川河耍一水拨断几根,翻坎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回头看扔妻子抛父母实地惨心,此一去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黄qiu盖星星难耐天明。上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沙蒿塔子遭土匪险些儿送命,卖铺盖讨吃回家哭死双亲。"

这是两首传唱了几百年的民谣,是当年“走西口”的真实写照。走西口的年代,交通不便,走西口的人,肩上一条扁担挑一块破毡,怀里揣几块干粮,便上路了。大漠荒凉,渺无人烟,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和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摸索着走,一旦迷路,便有倒毙的危险。在茫茫的草原上,夜幕降临,最容易迷路,只有看北斗星辨别方向,如遇阴天,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脱下鞋子往天上扔,鞋子落下来鞋头所朝的方向便是他的选择,走对了算是福大命大,走错了只能葬身于这茫茫草原了。所以,有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倒头纸”然后再上路。

走口外的男人们苦不堪言,留守家中的妇女们日子更难熬。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肩上,上老下小家里地里都得操持,甚至村里死了人抬棺打墓埋死人都成了女人们的事。如若遇上七灾八难,更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们就这样“糠菜半年粮”,一天天忍着、熬着、挣扎着、企盼着……

清朝把入蒙古地区做买卖的商人叫作旅蒙商。旅蒙商绝大部分是山西人。旅蒙商分“行商”和“坐贾”两种。人们叫行商为“走草地买卖”人,或叫“出拨子”“贩子”,蒙古语叫“丹门庆”,意思为“肩挑货郎”。“坐贾”就是在城镇设固定性商号进行买卖的人。旅蒙商始于康熙年间,是通过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的。康熙王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清军北进草原,军需成了一大问题,于是便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供应军粮军马,人们把这些商人称作“皇商”。后来,他们逐渐开始在草原上与蒙古人交易,规模也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县人范氏。

早在明朝时,范氏家族的范至刚就开始在张家口经商。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统一东北后,将张家口定为与内地商人贸易的场所。这时,已是范至刚八代孙范永斗在此主持商务了。他同另外七家晋商一起操纵着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号称“晋八大家”。来贸易中,八大家同清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其提供便利。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在便殿设宴招待他们,赏赐服饰,封他们为皇商,隶属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也各有所赐。由于他们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生意日盛。传至范毓馪时,已是巨商。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五年(1727)和雍正九年(1731)三兵准尔部,范氏兄弟主动请缨承担运输北路军粮的任务。由于他熟悉塞外之路,又精于筹划,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使命,既保证了军需,又节省了国库支出,颇受清廷赏识。在雍正九年那次运送军粮时,范毓因中计而损失谷米13万石,雍正准其据实报销,但他辞谢恩赏,又开出144万两白银补运失数。到乾隆时,随军运粮仍离不开范氏兄弟。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运送军粮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后又为朝廷赴日本贩铜,解决铸币用铜。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同时得到了清王朝的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就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馪任太卜侍卿,其弟任布政司参政,另一兄弟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管,后署广东提督。他们的祖辈、父辈和妻子也都被追封。范氏传到清字辈,因贩铜失利,而累累拖欠官款,最终被清廷查抄,家道败落。

创办于康熙年间的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也是随着征剿噶尔丹的清军进入蒙古地区的,先在前、后营(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做“丹门庆”,征服噶尔丹,清军移驻大青山的武川后,他们又返回清兵军需供应基地的杀虎口开设吉盛堂商号,后改为大盛魁,先设总部于科布多,不久移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发展为北方最大的垄断性商行。

清朝初年,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对旅蒙贸易限制很严。从乾嘉开始,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宽起来,旅蒙贸易 得以较快发展。旅蒙商以长城沿边地区的集镇为据点,循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深入到蒙古各地,开设固定性营业网点,行商转变为坐贾,城市集镇贸易发展起来。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这些各地流传至今的民谚,都说明历史上我国东北、西北一些城镇的开拓,都与晋商在那里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一些城镇还保留着当年以晋商商号命名的街道,如包头的复盛街、张家口的日升昌街、海拉尔的宁武街等。在新疆有个古城,就是现在的奇台县,山西人称古城为“小山西”,称伊宁城为“小祁县”,其实这“小祁县”指的是伊宁县城东南一个叫“圩子”的小村庄。全村有300多户居民,1500多人,其中90%左右是当年山西祁县商人的后裔。当年商人们把这个村子取名“小祁县”,是要表达他们的怀乡之情,并告诫后人永远记住自己的故乡。

旅蒙商与蒙古牧民的交易,无论行商还是坐贾,都是以物易物,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一块砖茶相当于一张羊皮。他们以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金属器皿、工具等,换取各类牲畜、毛皮、珍贵兽皮、药材等到内地销售,赚取差额利润。前面提到的大盛魁商号,除做柜台生意和到草原零售外,还组织人称“货房子”的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性的批发贸易。每顶货房子有帐篷一顶,商人和驼工220多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一顶货房子为一个销售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牧民定期以畜产品折价偿还。为保证赊销债务全部收回,大盛魁使用一种“印票”,上面明白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负责担保的地方官签押并加盖政府公章”。这种经营方式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恰克图(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赫巴托以北的阿丹布拉克)是清代中俄边境的贸易城,位于库伦(今乌兰巴托)北面。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定鲁海尔、恰克图和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通商地点。第二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附近建立恰克图城。第四年,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立“买卖城”。这样,北部恰克图由俄商居住,南部买卖城由华商居住,他们称北部为后营子,南部为前营子。恰克图贸易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到清末衰落,前后持续了180年。其间,嘉庆五年(1800)至同治元年(1862)为最繁盛时期,仅山西人办的商号就达100多家,基本上垄断了恰克图的对俄贸易。据史料载:仅茶叶一项,嘉庆五年中方在恰克图销往俄国280万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升到500万磅,平均每年收人可达500多万卢布。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恰克图平均每年销往俄方茶叶8万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到12万箱,约合1240万卢布。就中俄双方贸易值而言,嘉庆五年达1596万卢布,此后,到19世纪60年代一直保持在1300~1500万卢布之间。当时,恰克图对俄输出额占全国输出总额的16%~19%,俄方恰克图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0%。所以,恰克图已成为与中国南端广州遥相呼应的北部外贸码头,俄国已成为清政府仅次于英国的第二贸易大国。

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首推榆次车辋常家,他家从乾隆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都在恰克图做生意,有“玉”字牌商号如大升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其次是太谷曹家的“锦”字商号如锦泰亨、锦泉涌等。汾阳人牛允宽则一直把他的璧光发商号开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起步远游波兰华沙、格但斯克;德国柏林、莱比锡;日本东京,进行皮毛和茶叶交易。他在经营的货物上均打上“伊璧光”,因此在国内外都颇负盛名。晚年他回国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开设“伊璧光发皮毛公司”,直到1936年病故,终年66岁。当时俄文报刊登了讣告,中外人士前往吊唁,灵柩运回家安葬时,途经太原设祭,有许多名流耆宿前往悼念。运抵汾阳时,迎灵祭祀者络绎不绝,途为之塞。作为一代爱国华商,可见其贡献之大,名望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