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留声机

我第一次见到外婆的留声机，是在文革期间。

那个年代，舞台上的“达官显贵”“才子佳人”，都被视为牛鬼蛇神而遭批判或禁演，只有有限的几个样板戏独占舞台，形式多是京戏或芭蕾舞，尽管比山西梆子高雅了许多，但村人的欣赏水平还是远远差了一大截,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山西梆子早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而戏匣子一天到晚播出的是咿咿呀呀他们听不懂的京剧。

为了解闷，外婆把她的留声机悄悄地搬到了我家。

外婆的留声机是她的四儿子，我的四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带回来的。四舅是解放初清徐第一个留苏学生。

每天饭后，村东的几位老人，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我家，大家盘腿坐在母亲的热炕头上，迟到的坐在凳子上，母亲关门闭户，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炕中间放一小方桌，方桌上放一留声机，旁边一个铜质大喇叭，别人不敢靠近，更不敢动手，是外婆亲自操作。在微弱的灯光下，外婆掀开那个墨绿色的盖子，弯曲的充满柔情的唱针，圆圆的、红红绿绿的唱片，吸引了在座的惊讶的眼神。外婆摇几下弯曲的摇把，它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大家静静地坐在屋子里，享受着无比亲近的山西梆子。母亲殷勤地烧开水，火炕烧得暖烘烘的，铁质茶壶已经沸腾，在泥火上发出尖锐的叫声。每每此时，母亲便把我赶出来:“去，外面看着点，有外人来，赶紧支应一声。”

其实，外婆的留声机已经不知用了多少年，山西梆子的唱片也就那么一两张，一张是“打金枝”全本，一张是折子戏“交印”和“断桥”，翻过来折过去总在重复，圆圆的针头又不稳定，转着转着就跑偏了，喇叭便发出怪怪的声音。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老人们能听懂多少，但他们听着留声机中的音乐一个个摇头晃脑，十分认真的样子，时不时还要赞叹点评几句，尤其是一位叫富木老婆的老太太，据说她年轻时候见过世面，她的点评最多，或好或劣，显得她比其他人老道而又资深。

我那时仅仅十几岁，与其他老人们一样好奇，这种把声音搜集起来又传播出去的机器，在那个年代，对庄稼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奢侈品，一个四四方方的塑料盒子里，竟藏满了锣鼓喧天和万千个故事，像一个百宝囊充满了魔力。当年的农村人，最多也只是在文革前的老电影或外国影片里见过这种东西，那是富贵的老爷或少爷的卧室和客厅里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机器。一只留声机蜗居在岁月的深处，在一个角落里发出悠扬的音调，不免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激情。那些电影上的公子和小姐们总爱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慢三或慢四,缓慢的节奏，悠扬中的激情，都在留声机营造的氛围里铺展开来。

老人们享受留声机的过程，仅仅维持了一个冬天，临过年，外婆的四儿子，我的四舅，从北京发来电报，说他现在正在外事部(当翻译)接受审查，那台曾经从国外带回来的留声机，可能会成为他充当帝修反特务的证据，让外婆把留声机销毁云云。

老人们在一片唏嘘中解散了，就如一个地下联络点被摧毁了一样。可谁也不曾想到，改革开放后，那些“牛鬼蛇神”和“达官显贵”又重新占领了文艺舞台,遗憾的是,这些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世了。

外婆是1973年离世的，那台留声机也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