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童养媳
在旧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老百姓受重男轻女的封建毒害很深,特别是一些穷苦人家生下女孩子。因缺吃少穿,为减少负担,常送给别人家抚养。也有女孩子,因天灾人祸,从小失去亲人,被别人家收养。同时穷苦人家,生下男孩,怕长大娶不起媳妇,就在儿子小时抱养一个女孩。养大后给儿子做媳妇,便有了“童养媳”这一旧社会的特有现象。
我母亲曾就是一名“童养媳”。她叫王左清。生于1932年6月2日,本县东罗白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我外爷名叫王来大,是一名勤劳吃苦的庄稼人。他是赶马车的车把式,长年给村里有钱的财主马庆魁赶马车,是他家的长工。农忙时春耕秋收,农闲时,就赶着马车往太谷县城送自产的土盐。马庆魁家不仅有几百亩地,还有一处盐坊。是东罗白村最大的财主。我外爷还有个割洋烟的手艺。日伪时邻村有不少种洋烟的。这种作物到了收割的时候,必须得要有技术的人去割。如果割浅了,烟桨流不出来;割深了烟浆就流进瓤子里去了。他抽空出去给人家割几天烟土,挣些烟土回来,换点米面添补家用。我外婆叫李变兰,是一个朴实善良,吃苦耐劳的妇女。我母亲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就是我的大舅、二舅舅和二姨。我大舅舅名叫王玉娃,二舅舅叫王臭娃,他两个都在马庆魁家当长工。因两个舅舅都比我母亲大十来岁,我母亲小的时候,全家人都很骄惯,经常是这个背出来,那个抱进去,一家人虽然贫穷,但日子过得还算安宁。
我母亲7岁那年,也就是,1939年,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穷苦大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劳苦大众不仅饱受战火之苦,当时还发生了一场叫“伤寒”的传染病,人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我外婆不慎染上了“伤寒”病,染上这种病的人,高烧不退。当时因战火连连,时局混乱,缺医少药。染病者死亡率很高,几乎天天有死人的,村村有出殡的。我外婆久病不愈,外爷为了给外婆治病,卖了家里的几亩地,求医买药,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外婆病逝的阴云还未散去,祸不单行,我外爷在赶马车时,不慎将小腿处磕破一块皮,伤并不大,就是不愈合,后来就感染化了脓,然后开始发烧,越烧越重,就这样一病不起。最后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在临终前就安排好了后事:将我母亲和我二姨,送人做了人家的童养媳。我大舅继续给人家扛长工,后来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被阎匪抓去当兵把命丢在了战场上。我二舅则上交城山当了八路军。在庙前山战役中,腿部负了伤,留下残疾。解放后,退伍回到东罗白村,是一名共产党员、残疾军人。
我母亲被碱场营村的一户人家收养,成了他家的“童养媳”。他家有一个比我母亲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收养我母亲,就是准备养大后给他做媳妇的。这户人家,家境还算富裕,他家的院子,有正房还有厢房。院子里还有石磨,有几十亩地,还养着一头牛。按说我母亲到了这家人家,是不会受冻挨饿的。但是他家女主人是一个抽大烟的“料子鬼”。遇到这样一个女主人,我母亲算是掉进了苦海,她名叫列婆子(不知姓氏),为了买烟土抽,她经常倒卖家里的东西,偷家里的粮食和米面,换“料子”。男主人为了防止她拿米面换“料子”,在下地干活前盯着她把面和好、把米下到锅里。然后再下地去干农话。哪里知道,男主人走后,列婆子竟把下到锅里的米捞出来,把和好的面拿去换“料子”抽。染上毒瘾的人,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已无可救药。
我母亲在这家人家是地位最低的,他家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我母亲是不能和他们一起吃的,等他们都吃完后,最后一个才能吃饭。男主人在的时候,这顿饭还能吃,若男主人不在家,就得饿肚子了。有一次,因为是农忙季节,男主人吃过饭,就忙着下地干活去了。我母亲拿着窝头刚吃了不到两口,那列婆子就一把将窝头从我母亲手里夺走。一边夺,一边还说吃啥嘞,祖娘娘还要换“料子”抽嘞。已经很饿的母亲,到口的饭却被她抢走了,看着被抢走的窝头,看着凶神恶煞似的列婆子,母亲失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喊“爹、妈”,那列婆子看看哭泣的母亲却恶狠地说:“哭吧,哭也没用,你爹你妈早死咧,哭也听不见。”就这样我母亲在这家人家有一顿没一顿,忍饥挨饿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次他家的男孩子同情地问我母亲说:“你在俺家能不能吃饱嘞?”想起经常忍饥挨饿,她忍不住又委屈地哭了。
一年四季,我母亲都独自一人住在他家的西厢房里。夏天还好说,冬天就难熬了。已是农历十月的季节,北风嗖嗖,天气寒冷。她住的西厢房窗户上的纸还破着,炕上只铺着一块苇席。寒冷漫长的夜晚,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每一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寒冷、孤独、恐惧,怎么受的了。有一天,一位好心的邻居大婶到她家串门,看到我母亲住的屋子,窗户面上纸还破着,便骂列婆子说:“讨债鬼,这天气,不给人家娃娃糊窗户,你把那娃娃冻煞呀!造孽嘞。”第二天列婆子才将我母亲屋子的窗户用纸糊上。每天我母亲从外面抱柴禾回来,将火炕烧热,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总算没有被冻死。
有一年的冬天,驻扎在徐沟城里的“勾子军”,埋伏在离碱场营村不远的一条水渠内,准备袭击经过那里的八路军。但是八路军消息灵通,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反将这队"勾子军"包围了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了,当时尸体遍野,被野狗啃食。有一天傍晚,我母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去院子外边的柴禾堆旁去抱柴禾,准备抱回去烧炕取暖,走到柴堆跟前时,看到一条大黄狗伏在柴堆旁,大黄狗看见有人朝它走来,慌忙逃走了,把我母床吓了一跳,看着逃走的大黄狗,我母亲弯下身子抱起一抱柴禾,她还没有离地方,就听见"扑嗵"一声,掉下一块东西,她低头一看,原来掉在地下的是带着脚的人腿。母亲吓得叫出声了,扔掉了抱着的柴禾,等她缓过神来,还得再将柴禾抱起来,回去烧炕,不然的话,她将会整夜受冻,甚至被冻死。以后再去抱柴禾时,她就很害怕,很小心,怕抱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可是即使很怕,她还得每天去抱柴禾,因为她要活下去,不能被冻死。经过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艰难的事情,母亲变得坚强了起来,养成了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的习惯,心中有正义感,不畏豪横,同情弱者。在养育我们兄弟姊妹的过程中,即使她再苦再难,也决不让我们挨冻受饿,我们能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
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孤独的夜晚,母亲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思念逝去的爹娘,想念几年未见的哥哥、妹妹,更想念她的二哥,我的二舅舅。那时候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八路军经常到平原地区活动,碱场营村也经常有八路军的队伍经过。每当有八路军的队伍从她家的门前经过时,我母亲就扒开门逢往外看,看一看队伍中有没有她日思夜想的二哥。每当队伍经过,她往外看的时候,列婆子就会骂她:“你看吧,看的进来了,看你杂种咋办呀?”无论她怎么骂,母亲都不理她,依旧往外看。有一天,她二哥真的出现了,他进到院里蹲下身子,将几年未见的妹妹抱在怀里,母亲激动得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二哥回来吧,别走了!”二舅一边给母亲擦脸上的泪,一边安慰说“俺娃等的吧,这就快了,二哥快能回来了。”说话间,街上的号声响了,是集合号。二舅追队伍去了。望着离去的二哥,母亲充满了活下去的希望,日子有了盼头,盼着她二哥早点回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这家的男孩子,因当兵把命丢在了战场上,他家没有了儿子,收养我母亲做"童养媳"就没有了意义,也不想再收留我母亲了。有一天,那位好心的邻居大婶问我母亲说:“俺娃家里还有啥亲人没有?”母亲说:“还有个二伯。”大婶又关切地问“是亲的吧!”母亲说:“是亲二伯。”邻居大婶说:“那俺娃去回家找你二伯吧。”我母亲发愁地说:“我不晓得回去的路。”于是好心的邻居大婶,就抱着她的孩子,带着我母亲,来到了碱场营村去东罗白村的路口。指着东罗白村的方向说:“俺娃顺着这根道儿走就行,一直走就回了东罗白了。”谢过了好心的邻居大婶,母亲头也不回的朝东罗白村走去。碱场营村没有她什么可留恋的,生活在那里五年的每一天,留给她的只有饥饿、寒冷、孤独和悲伤委屈的记忆。
我母亲回到东罗白村,找到她二伯家,她二伯,也就是我的二外爷,他们一家热情地收留了我母亲。母亲像回到家里一样,重新找回家的感觉。我二外爷,名叫王二蛮,由于为人爽快,做事大方,肯帮助人,人们都叫他“二大头”。他家还有个比我母亲大几岁的儿子,叫王润贵,待我母亲象亲妹妹一样,母亲管他叫二哥,他后来也参加了八路军,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共产党员。
母亲在他二伯家生活了几个月,就在这一年的秋后,经媒人介绍,由他二伯做主,嫁到了柳湾的我家,嫁给了比她大八岁的我父亲。聘礼是一百三十斤粮食,那年她才十三岁,其实还是一名”童养媳”。
“童养媳”是旧社会的产物,是穷苦妇女苦者受难血与泪的见证。她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享受爱情的自由,是束缚穷苦妇女的精神枷锁;也是那个时代穷苦妇女一生中抹不去的痛。
母亲苦难的经历,是旧社会的恶,更是那场不容忘记的侵华战争和可怕瘟疫造成的,它已成为离我们远去的历史遗迹。我们都应该珍惜和平,反对战争。保护和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2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