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晋商（三）

明清晋商经营的大宗边贸商品是茶叶,但山西茶叶产量微乎其微,只有安泽一带种植有少量茶树。他们经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长途贩运而来。

前期大部分来自福建省武夷山。运输线路是由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铅山县(河口),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而上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襄樊)起岸,由驼队陆路运输,贯河南入山西泽州继续北上,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休整后北上忻县、大同,经天镇到张家口,转运恰克图。中期办茶多在湖南安化。咸丰初年,因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晋商赴闽办茶困难,加之产区茶价暴涨,于是转移到安化。运输线路分水旱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继续北上抵达张家口转恰克图;另一路穿洞庭由岳阳入长江下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人河南过山西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后期办茶在湖北省的崇阳、蒲圻、通城及湖南省的临湘,以湖北羊楼洞与相邻的湖南羊楼司为集散中心,其运输线路为沿陆水河入长江达武汉转汉水至樊城起岸,沿河南、山西陆运到张家口转恰克图。后期也有少量经山西北部的右玉县过杀虎口抵归化(呼和浩特)转恰克图的。

晋商的茶叶贸易,促进了茶产区的经济发展。有史料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羊楼洞)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如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当地民风淳朴,喜交四方之人。晋商与土民联手开发茶山、茶园,并向他们传授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到了光绪年间,晋商又教当地人制作砖茶。他们不断改进技术,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创造出铁压机,节省了原料,提高了产品质量。他们的砖茶虽为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标监制的字样。时人周顺倜在其诗中就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茶乡生计即山农,

压作方砖白纸封;

别有红笺书小字,

西商监制自芙蓉。

晋商在同当地人长期的交往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武昌印行的《每自期斋诗稿》中,有一首题为《赠康君鉴三》的诗,就是山西茶商于1916 年写赠给当地诗友的:

青琴海上咏成迁,

借盖全交亦旧缘。

大笔惯题湖水月,

故乡遥看晋阳烟。

书编平淮追前哲,

荣入泮官忆少年。

侬亦弃儒求学贾,

愿同伐木订联翩。

晋商的茶叶贸易,促进了张家口的繁荣和发展。张家口商务鼎盛时,商号达到4000家,绝大部分是山西帮。仅道光三十年(1850),张家口办出赴恰克图交易的信票已由 268张增加到400~500张。山西商号中,以茶庄为主,有茶叶志号100多家,加工茶叶的有600多人,现在还有以“老茶店巷”“小茶店巷”“晋昌西栈”“晋昌东栈”等命名的院和街。最有名的是祁县渠家开设的长裕川、长盛川、大昌川。至今在堡子里鼓楼西街茶庄故址中,还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的双龙石碑,镌刻着它发展中俄、汉蒙贸易中做出的贡献。同时,茶叶运抵张家口后,要进行加工、包装、加固,然后,由张家口的驼队、车队运输到库伦转恰克图,这就促进了张家口养驼业的发展。每到秋冬季节,张家口的驼队结集在深沟街、西坝岗河滩和大境门外西沟、正沟一带,被编组后上路。每15驼为一队,10队为一房,数房相随,累百达千,首尾相衔,长达数里,车辚辚,马萧萧,驼铃声声,颇为壮观。

就这样,晋商走遍了天下,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宾、任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除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外,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都是晋商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营销商品扩展到各行业。太谷曹家在19世纪20~50年代的经营项目跨13个行业,有640多个商号,3.7万职工,资本1000多万两白银。大盛魁极盛时同蒙古的贸易额年均900~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长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从业人员6000~7000人。当时有人形容大盛魁的财产可以用50两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路。

现在随处可见当年晋商的遗迹。除晋商故里的豪宅华院外,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河南开封、社旗、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安徽亳州的老西庙等。为了联乡情、敦睦谊、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山西商人先后在国内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会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的山西商人会馆就不下50座。山西商人当年开办的一些老字号延续至今,如北京的全德胜药店、六必居酱园等。六必居酱园创自明朝中叶,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是山西临汾西杜村赵家三兄弟开办的。据说“都一处”是京城一家著名的烧麦馆,是山西浮山县一个李姓商人于乾隆三年(1738)创办的,初为酒店。传说有一年除夕夜,这个小店仍按老规矩开业,有一主二仆进店喝酒,其主人问店名,伙计答店小无名,主人说:这个时候还不关门的酒店,京都只有你们一处,就叫“都一处”吧。不久有太监送来“都一处”的虎头牌匾,这时人们才知道除夕夜来喝酒的人是乾隆皇帝。从此,“都一处”的营业便兴旺起来,其烧麦以皮薄馅满味美名震京华,同治时已跻身于京都名饭馆之列。时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有诗咏道:

京都一处共传呼,

休问名传实有无。

细品瓮头春酒味,

自堪压倒醉葫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大约在唐代宪宗年间,由于商业发达,钱币缺乏,又携带不便,民间便采用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汇兑办法。就是在京师的商人,将做生意赚来的钱,交给各地驻京的官方机构或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他们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回本地机构或商号,商人回到本地后,到这些机构或商号合券取钱。这种票券被叫作“飞钱”,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汇票,这一种方式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后来宋代的“便换”,明末清初的“会票”“会券”也属于同一性质的票券。

清雍正年间,我国北方出现了与商业借贷关系密切的金融组织,叫“帐局”“帐庄”,即后来的钱铺或钱庄,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多为山西商人经营。开始主要从事银钱兑换,到乾隆时逐渐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铺钱庄签发的银票开始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到清嘉道年间,典当业也得到繁荣发展,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货币出现以后,传统的商品交易,由以物易物转变为支付现钱、现银。中国银两的广泛使用,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以后,规定民间向政府缴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后来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为安全快速运送现银,专门的运现机构“镖局”应运而生。进入清道光年间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埠际间贸易频繁商品流通量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问题,而起镖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和早期金融组织的基础上,山西商人首创了以汇兑形式表现的山西票号。

票号的创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它第一次使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真正相结合,既为商业资本找到了好的投资去处,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成为中国银行之发轫。

几百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产生年代争议不少,大致有明末清初说、康熙年间说、乾嘉时期说、道光初年说几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近年来一般都趋向于道光初年说了,其可据之史料也比较充分。

清雍正年间,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兄弟开始经营颜料铺。他们在本村开设了制作颜料的大作坊,在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开设了颜料铺。到了道光年间(1824),已有了一定规模,资本也日见雄厚,在颜料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嘉庆后期,由经理雷履泰主持号事,这时,京、晋间的货款调拨还是靠起镖运现。后来,直隶、山东不稳定,靠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风险大,不安全。于是,雷履泰学习京城有些商号和商人兼营“票”经验在晋山西商号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思想,并试着运行。先是为西裕成自身的货款和利润调拨寻找雇主拨兑,后来雇主为货款调拨也来找西裕成拨兑,大家都看到了拨兑的好处,要求拨兑者越来越多,雷履泰便与资本家商量,增加投人,改颜料庄为专营汇兑的票号,取名“日升昌”,以示新的业务的开辟,寓其繁荣昌盛如旭日东升之意。当时有文人助兴,拟对联一副: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这一副对联至今保存完好,仍挂在平遥西大街日升昌旧址过厅的柱梁上。

继日升昌票号建立之后,众皆效仿,山西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山西票号将存、放、汇三大业务统在一起,并使之逐步得到完善。从此,整个国家埠际间的货币结算由汇兑取代起镖运现,节约了社会劳动,解放了生产力,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损失,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为现代银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因雷履泰创办票号有功,在他七十大寿时,平遥绅商为他祝寿,并送他一块金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志他首创票号业的历史功绩。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业务发展迅速,相继在北京、苏州、重庆、三原、沙市等城镇建立了至少23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地的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就获利银58.37万两,到清末汇兑款项达3000多万两。在日升昌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蔚泰厚、大德通、合盛元、志成信、百川通、三晋源等一批著名票号建立并迅猛发展,到光绪年间达到鼎盛,票号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设到了朝鲜的新义州、韩国的仁川和日本的大阪、神户、横滨、东京等地,总分号达到400多家,汇兑量和利润都大幅度增加,出现了“汇通天下,利赖九州”的盛况。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人称“红顶商人”的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江苏商人严言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人们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山西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同治以后,发展到为清政府汇兑公款。起因是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交通,各省、关无法向京城解送京饷。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托殷实票号设法汇兑。第二年,湖南将京饷5万两交给在长沙的山西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这大约就是山西票号汇兑的第一笔公款。从此开始,各省、关就纷纷将京饷、协饷、海防、铁路、河工、赈款等经费交给山西票号汇兑。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票号又承办汇兑庚子赔款和四国借款。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户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仅存放山西票号的就达 206万两,占存放总额的30%,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 1/3的存款,其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票号通过汇兑公款,手中常有大量资金川流,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晋商到达了其历史发展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