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宾沟医院和史宗英

中间王立岗

1941年春，我患了“回归热”病，在太行二分区住院治疗。当时医院在和顺县的王金庄，干部病房在王金庄西侧的孙宾沟。

孙宾沟总共不到10户人家，是一个高山小村。所谓医院，当时也只有伤病干部10余人，只有一名医生兼护士叫邓振华，同时也兼司药，当时全部药品还不够一个人背。医院规定，重伤病员，每日只有两顿小米煮野菜；轻者只有两餐高粱、黑豆加野菜汤。所谓药品也只有少许碘酒、红汞和一些中草药，药品有限，康复治疗手段也有限，因而伤病员康复得很慢。为了早日痊愈，伤病员就每日上山挖野菜，找野鸡蛋，采集草药。有时也打只野鸡、野兔改善一下生活。记得我同屋住的还有二分区政治部王天庆，大学生郝建、李玉春，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夜间为了暖和，都挤在一起睡觉。

一天我们正准备出去挖野菜，从山上抬下来一个女同志，我们都去看望。谁知竟是我动员出来久别的史宗英同志。此时，她正发着高烧，讲呓语，谁也不认得。我呼唤她的小名“凤娃”，她似乎醒了一下，呆呆地看了我一眼，又胡乱说起来。说什么她是党员决不回家，她要抗战到底什么的。大家帮着把她扶进小屋，让她同另一个女同志杨亚雄住到一起。邓医生给她冷水擦身、吃药，她还是不醒。小睡一会又胡乱说话，什么张毅等等。总之病得很重。当然青年人还是恢复得快，在邓医生的精心照料下，还是渐渐地好了。她醒来时，我把她病中的话讲给她听时，羞得她脸都红了。

史宗英是清徐县东北坊人，父亲史良相是我县小学教员。抗战开始后参加了阎锡山八专署工作，1939年任清源县抗战县长。史宗英抗战前在太原阳兴中学读书，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由于徐沟被日寇占领，她被迫逃到我村龙家营她舅父家躲藏。1939年她16岁时，主动找我要参加八路军。因为我们过去就认识，接触之后感到她对敌无限仇恨，而对阎锡山及她父亲一伙又非常失望，特别是她知道她的许多阳兴中学的同学都参加了八路军，所以强烈要求参加我军。可是她却受到了全家人的坚决阻止，甚至不许她与我接触。具有反抗精神的她决心冲破阻力，后来她用不辞而别的办法出走。

记得是年秋末，她要我早饭后在村口文昌庙前等她，我应约按时去了，不一会，看到她急急忙忙地来了，带着一个很小的包袱。一见我就说快走，家人发现她了。她推着我的自行车先走了起来，我四面看了一下并没人，于是带上她向东急驰。过太徐旧铁路时，碰到一队敌人，正由北向南而去，敌人并未理我们。不久，我们到了徐沟的王坊村。我们的抗日关系户王之瑞认为她是我的小媳妇，开起玩笑来，把史宗英羞得跑出房门。我告诉他们是新同志，才参加工作。王之瑞老婆“黄妖”硬认她做干女儿，因为她确实很标致。下午转移到了榆次南庄村，第二天，史宗英告别了养育她16年的家乡，踏上光荣而艰难的革命征程。

史宗英参加革命后，先后在榆次抗日妇救会、和顺县政府等地工作，跑遍了榆次、和顺的山脊山沟，走村串户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支前等工作。反“扫荡”开始后，她服从命令，除去学生腔，与工作队同志深入到农村群众之中，不辞辛苦和劳累，不怕危险，把青春献给了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因为我长期在敌区活动，所以我们很少见面。一次我回根据地汇报工作时，在榆次庆村病倒了，正碰上她也来此工作，我们见面了。分别一年多，太行山的水土，抗日的热情，一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成长为一个强健的战士，脸庞变得又红又黑，个子也长高了10多厘米，谈吐也变得满口名词术语。过去见人腼腆，不爱多说话的她，现在讲起来滔滔不绝。她谈她的工作，谈群众关系，也谈还有人追她，这时她才17岁啊！当然我当时还不到20岁，话说到这儿，青年人男女间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一瞬即逝。那时抗战的热情把一切都冲淡了。

我万没料到，在孙宾沟医院我与史宗英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又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这时我的病已基本上好了，听说敌人又要“扫荡”了，我急着出院归队，参加战斗。小史却恳求我再住三五天，等她稍好一点一起走。她想请假回敌区去看看家，或者去榆次住几天。因为她这时已经调到和顺县抗日政府工作。非常后悔的是我年轻人归队的战斗激情，促使我一切不多考虑，坚决地告别了她，最后只给她留了个手榴弹以防身就毅然走了。

我回独立营的第二天，敌人在榆次庆村西山上包围了我们。当时我是独立营副连长，经过激烈战斗，连长、指导员和一个排基本上都牺牲了，我带着一个多排冲杀了出来。大约是第4天，鬼子包围了孙宾沟医院，邓医生被杀，很多同志被俘，与史宗英一起的杨亚雄被敌强奸后杀死，史宗英拿着我给她的手榴弹冲了出来，也炸死了一些敌人。但在村外拐弯处被鬼子的子弹从胸侧射穿过去，18岁的抗战女青年，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悲壮地倒下了。

徐沟解放后，我到史宗英家看望她的母亲，老人哭着说：“我是可怜她的年龄啊！只有18岁啊！”

（节选自王立岗《战斗在晋中平川》，原载《山西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