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晋商（四）

俗话说，否极泰来,用在晋商身上,大概是泰极否来了。清末民年初,晋商败落了,它在一夜之间，就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究其衰落的客观原因，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外蒙古的独立,使中俄、中蒙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沉重地打击了一大批主要与蒙古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商号，他们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损失重大;在国内的市场被破坏,生意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一批山西商号破产倒闭。二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得寸进尺,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步步退让，不断割地赔款，增开通商口岸,致使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使利源内竭,晋商亏欠累累,生意一落千丈。三是咸丰以后，国内战事频繁,先是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后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使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受到很大影响，晋商生意停顿，钱货大量损失。四是清政府肆意压榨，征捐加税,勒派、劝捐、助饷、厘卡,巧立名目，杀鸡取卵，使晋商不堪重负,实力大大减退。五是通商、户部等官办银行成立，以其资本雄厚、机构众多、管理先进和享有特权等优势，构成了对晋商票号的严重威胁和排挤,使票号在竞争中失利。

究其衰落的主观原因,就要更复杂一些。

首先是浓郁的乡土情结,使晋商像放出去的风筝，总有一根坚不可摧的线维系着他们同家乡的联系，使他们永远也飞不出去，飞出去了还要被拽回来。晋商的总号绝大多数都设在山西本土，设在平遥、祁县、太谷这些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小县城。说来令人难以理解,晋商走南闯北,足迹遍天下,却就是不把总号设在大都市或工商业重镇,恐怕这既是晋商乡土性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炫耀晋帮声誉的一种方式。当滚滚的白银从全国各地流回老家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光宗耀祖的神圣和荣光。正是这种乡土情结决定了他们在经营管理上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而且晋商帮是以同乡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又以区域形成了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和平遥、祁县、太谷帮等等小集团。在用人制度上，规定从财东、掌柜到伙计都必须用本籍人,甚至本县人,而且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这些规定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却从另一个层面表现出它的排他性和非理性。前者使他们不能与外地商人兼融共处以扬长避短,后者死死地绊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总有后顾之忧，不能毫无牵挂地走天下闯世界。

其次，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晋商抱着金碗找饭吃，不知该把钱花在何处，一直固守着土老财式的资本使用方式。晋商处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资本运营方式因循守旧，“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获得大量的商业资本却只能按传统的做法捐输助饷、购置土地、起房盖屋、资助宗教活动和慈善事业，甚至奢侈消费和窖藏起来。即使票号使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也只是为追逐厚利，始终没有脱离流通领域，未能及时将商业资本投入新兴工业使之转化增殖，以壮大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强烈的权力欲望,使晋商步入官商结合的歧途而不能自拔,虽一度畸形发展,却埋下了全军覆没的祸根。晋商处在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晋商发端于“开中盐法”，而盐历来都是国家和政府专营和控制的商品,这是晋商与封建统治者建立关系的基础。明嘉庆、万历年间,盐商世家张四维与宣大总督王崇古结为姻亲,互为利用，垄断市场，形成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经济关系。满清政府入主中原后,曾经为满族政权服务的张家口山西八大商家,均被朝廷封为“皇商”,赐地封官,授以特权。山西票号产生后，这种官商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一方面,票号要在各地立住脚并求得发展,就需要地方官吏的支持,而官吏又是社会上有余钱可存的一个重要阶层,可利用其存款来扩大经营资本。另一方面，官吏也需要票号为他们存汇和抵垫银两，两者一拍即合。因而有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与山西、四川巡抚赵尔巽、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合盛元票号与两湖总督端澂;百川通票号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蔚丰厚票号与新疆、陕甘总兵董福祥;三晋源票号与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密切来往。当山西票号的主要业务发展为汇兑官款后，票号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便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高额利润的诱惑，使山西票号再也无法回到从事商业汇兑的正常渠道。在同治、光绪年间山西票号的极盛时期，年汇兑官款达到 2000多万两。正是由于利用官款太多，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各地工商业经营亏损倒闭，放款收不回来，存款逼提，山西票号再也逃不脱早已注定的命运，只能步阜康等南帮票号的后尘，全军覆没。这是晋商的大悲哀。

第四，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且只做信用放款而不抵押，这种体制和经营模式在外国银行势力进入中国且影响越来越大、国内官办银行迅速崛起的清末民初，已显得非常守旧和落后，隐藏着连同资本家一起破产的极大风险。再加上规模小，实力不足，又各自为政，更经不起风波。当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渠本翘等有识之士曾先后三次提出改革图存的主张,他们积极奔走呼号，企图改组银行,以保利权,但最终还是由于财东及总号经理们的顽固守旧,坐失良机,使一切努力化为泡影。1847年,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商东方银行在上海设立,到1894年,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已达到14家。1896年，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成立,到1911年，官办银行已发展到了20 家。这些中外银行的规模和资本都远远超过了山西票号，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面前，它只能被动挨打，最终败下阵来，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俗话说,事情的成败在于天，这天，就指的是历史机遇。综观晋商的兴衰成败,都维系着一个机遇的问题。当年,历史成就了晋商，是因为晋商抓住了机遇;后来,历史遗弃晋商，是因为晋商与机遇失之交臂。这其中之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明清晋商是封建性商人，但他们在驰骋商界的数百年间，通过商业和金融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明清晋商的长途贩运，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的贸易市场;正是明清晋商的四处设庄，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和昌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明清晋商票号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现代银行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正是明清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的晋商文化，如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念、经营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风格、戏曲艺术和饮食文化等,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后人学习与借鉴……

明清晋商已销声匿迹100多年了，我们只能依稀从这些留下来的豪宅华院中感受他们昔日的辉煌。当我们今天重新探寻晋商的历史轨迹,重新评说晋商的兴衰成败时,总感觉背负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和使命感。在人类已进人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全新的思维方式对待历史、把握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