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写在母亲去世一周年

2021年12月20日，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个十分悲痛的日子，这天下午1点45分，我们亲爱的母亲——戴珍香，永远离开了我们。尽管母亲享年101岁，已达期颐之年，尽管谁也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规律，我们兄弟姐妹们仍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全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年多来，我常常在睡梦中见到她，她老人家依然面目清秀，精神焕发，表情自然，身板硬朗。

1921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母亲出生在集义乡贾村堡村一个买卖人家里，外祖父走关东常年在外，母亲从小跟着外祖母住在戴李青曾外祖母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37年泸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进入中原大地，打破了国人的宁静，人们诚惶诚恐，东躲西藏，母亲成天跟着大人们钻空墓，过着颠沛流离、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日子，人们饱尝“没有国哪有家”的滋味。后来是二战区的“兵农合一”“三自传训”“乱棍打人”，妇女们整天军训，又赶上连年饥荒，老百姓苦不堪言。1948年7月，晋中战役的最后决战在大常一带打响，两贾村、三李青都是战场。平原无险可守，村庄成为必争之地，戴李青的大街小巷里，双方战线交错，短兵相接。战斗结束，好多院舍的房上、院里以及街道上布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事后，母亲在自己住的家炕道里找到一支崭新的手枪，交给我方有关领导，受到表扬。母亲亲眼看到战争的惨烈。几十年过后，还不厌其烦地，多次给我们后辈讲她的亲身经历.

1949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母亲随我父亲到了辽宁省新民县城定居，这算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大批朝鲜难民涌入中国东北各地，美帝飞机不光对朝鲜狂轰滥炸，也经常到我东北各地骚扰，防空警报一响，人们纷纷钻入防空洞，现场一片混乱。当时，新民是关内通向丹东进入朝鲜的必经之地，我志愿军开赴前线或换防归国都要经过这里。那时军车很少，只有少量的十轮大卡车载着炮兵，后车厢拖着大炮，大部队都是步行，部队一过就是几天几夜。有一次，父亲抱着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壮观景象，七十年过去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母亲响应国家号召，为志愿军战士做军鞋，洗血衣，做炒面，积极支援前线。朝鲜停战以后，国内又开展了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除四害，讲卫生，反右倾，三面红旗，……1958年，母亲又到福利厂当工人，白天上班，中午扫盲，晚上到居委会开会，回到家又是全家的缝补洗涮。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这还不算，更为纠心的是，母亲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惦念着远在山西老家的年迈的外祖母，执意要回老家，她说：“我受再大的罪，吃再大的苦也心甘情愿！”于是于1962年春，举家回到父亲的故乡——集义乡中辽西村。由辽宁回到山西，由城市回到农村。当时的国家处在最困难时期，我家子女多，都在念书长身体的时期，父母年老体弱没干过农活，养家糊口，盖房子，全指望着他俩的两双手。担子有多重，困难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母亲回到农村后，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也舍不得歇，争取多挣工分，坚持下地十年之久。后来又帮助我二姐和我先后带大四个孩子。2002年秋，父亲摔坏了股骨头，卧床三年，虽然我们姐妹兄弟轮流照顾，但最辛苦的还是母亲，她始终陪伴左右，直至2005年父亲去世。第二年，母亲以85岁高龄，在我和老伴的陪同下，坐火车，上飞机，下地铁，乘油轮，在华东五市旅游了八天，转遍了重要景点。老人家每每对人讲起，总是津津乐道，兴奋不已！

国家由战乱到统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到强起来，我们全家托共产党的福，也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母亲以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经历，见证了伟大的历史变迁！

母亲是非常勤劳、节俭的，1953年前，我家经济状况还好一些，这以后，随着子女增多，父亲失业，生活越来越拮据。母亲和邻居们给公家糊纸盒，以换取微薄的收入补充家用。1958在福利厂当了工人，干的是加工搭扣、合页等小五金。机器加工成毛坯或半本品后用锤子和模具进一步加工，一天八小时下来也够累的。后来母亲生下四妹，家务更重了才辞去工作。可她又承揽了加工手套的营生，机器织出的手套是半成品，五个手指未扎口，需要人工用特制的钩针勾好再拴紧；靿是另外的，需要把靿和手套对齐针脚缝到一起，这算是完成了一只手套。这种营生的好处是可以自抽时间在家做，也可以别人帮忙，我和我弟弟承揽了勾手指的活，母亲往上缝靿，姐姐们回来也能帮忙。

回到家乡后，母亲下地干农活，坚持出满勤，而且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夏天割麦子，赤日炎炎，后生们不到11点就到树荫下歇息了，而我母亲至中午还在干活，别人问她，她说“我最不发愁割麦子了。”母亲从不午睡，晚上做营生又睡得很晚，有时我一觉醒来她还没睡。母亲平时不管有多忙，从来没给我们将就过一顿饭，也没因饭迟让我们上课迟到。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国家困难时期，人们饿得面黄肌瘦，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我们家要好得多，随东北人习惯，冬天两顿饭，早上吃干的，吃一个用甜梗（一种藤蔓式野花的根）或淀粉（玉米杆用火碱腐蚀粉碎的糊状物）和上少许玉米面蒸成的窝头，再喝点菜汤。只有过生日或过节才能吃上纯面的窝窝头。下午放学回家喝玉米面糊糊或高粱米粥。当时一家八口，硬是凭母亲长时间的细水长流才度过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母亲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母亲曾经给我说过，她上过两个冬天的小学，先生是西怀远的陈映斗，陈先生对学生管教很严格，他怀里常揣着一个板子，只要不听话或学不会，不论男女，一律挨板子。母亲说她对念书很感兴趣，可那时家长都封建，女孩一大点就不让读书了，母亲只好含泪退学。我在东北读高小时，学校不教毛笔字，回到山西，老师布置每个人每天交一张书法作业，有的同学已经写得很好了，可我还是零基础，拿到仿纸无从下手，母亲教我五指执笔法，给我讲逆峰起笔，她边讲边示范，我进步很快，临毕业时，老师表扬了我的毛笔字。

大约1957到1958年，新民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新民师范和新民中学的学生利用午饭时间深入各家各户，教人们识字、学文化。常去我家的是三位大姐姐，她们一人替母亲做饭，一人看孩子，一人教母亲识字。母亲由于有两个冬天上学的基础，而且记忆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通过考试，很快取得了扫盲结业证。

母亲是个刚强的人。她精力充沛，整天忙碌，是个不知疲倦的人。病了也不吭声，该干啥干啥，一般不服药，实在难受了，她就用她的土办法，刮痧、拔罐等解决。她成天说我们“虚”，一有点毛病就吃药，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她老人家自己的事自己做，轻易不求人，常常是等我们出去锻炼身体、买菜时，她又洗头发又洗衣服，常常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即使到了临近去世，只要能支撑住，她都要艰难地爬起来，迈着蹣跚的脚步自己到卫生间，生怕麻烦人。

母亲生性有骨气，不要人的便宜，人穷志不穷，我小姨说，李青村人叫她“骨头人”。曾记得我们小时候刚上学时，母亲就给我们讲：“千万别给我往回捡东西，铅笔啦，橡皮啦，谁捡回来我就收拾你们谁，我不待见别人的东西！”也许生活赋予了母亲刚强的性格，就注定会少了女性的温柔和体贴。母亲不光对自己严格，对子女也严格，她能说到做到，我们都怕她。当时我们不大好接受她的性格，但长大以后就理解了，孩子们小时候没点怕意，真的不行！其实，母亲并非不爱自己的孩子，有时我发现她对弟妹惩罚太重了会一天不说话，尽管还绷着脸，其实在自责，在心疼自己的孩子，但她从来不说。母亲偶尔也能表现出慈祥的一面，给我们唱她小时候的歌，给我们讲狐鸡（传说中一种吃人的动物）的故事。有一次母亲还和我们开玩笑，那时我们还都没上学，她说，“明天买两个猪蹄，我吃一个你们仨分吃一个。”三妹问为什么，母亲说：“我年纪大了，快死了，以后就吃不上了，你们还小，以后还可以吃。”二弟问：“那你死了谁看火（炉子），谁给我们做饭吃呢？”母亲笑着说：“那我就管不了了。”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母亲少有的柔情。可她对其他人呢，一改平时严肃的表情，她宽厚，仁慈，吃亏忍让，因此和街坊、邻居们都能和睦相处。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嘴稳”，不管人们在她跟前说什么，她从不传言，对于影响团结、友好的话，从不附和。俗话说，“三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母亲做得很好。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母亲不在了，到了没有酸甜苦辣，没有生老病死的极乐世界去了。但她老人家端庄、秀气，穿着得体的衣着，优良的人品以及桩桩件件的往事，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上，没齿难忘！在她老人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姐妹兄弟虽然才干平平，但人人奋发向上，没有歪门邪道，没有不良嗜好，靠艰苦朴素持家，靠诚实劳动致富。她老人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姐妹兄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