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分量

今天早上冒着寒意，我到快递点取回了一本书。这本书18日就寄出了，昨晚忽然想到就是慢也该回来了，因为太原发货到清徐，不远。取完书才想到肚子饿了，我就到早点铺吃早饭。等饭的空儿，我就拆包，想看看这本属于我的书长什么样。

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毕星星先生最新文化散文集《河槽人家》，寄书人就是作者。我知道现在纸价贵，这样一本精装书，书店里少说也得五十往上，再算上邮资，七八十打不住。

当时读书分享会上，我当场向先生求购这本书，先生说都有主了。现在弥补了缺憾，内心的高兴、激动、感谢不用言说。这本书装在一个软膜袋子里，用宽胶带粘成十字形，封口处还粘了胶。

书刚到手，我就想到鲁迅先生，想到阿累先生写的《一面》里的一句话，“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现在这本书，毕先生承诺是送我的，就像鲁迅先生做了主，送阿累先生书一样。我不可能测度阿累先生受了多大的鼓舞，但我们看到了阿累先生后来的成就。

朱凡（1909-1987)，笔名阿累，当代散文家、教育家、文艺评论家。他先后在金陵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学习过，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同年8月考进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售票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鲁迅先生结了一面之缘，成为人生转折点。

我想我是平凡的，可是鼓舞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是平凡的，可是方向是光明的。

我从结结实实的包裹里取出这本书，眼眶含着泪水，感到三十年前，我这颗种子早早发芽，但一直长得羸弱，像野草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文学风雨里吸取养分。现在这本书，更重要的是书的作者，我想是一棵大树，我就在一边，和他一个方向，狠狠地长。

介子平老师说，支持一本书就是支持一个人，我觉得支持一个人，有时只需要一本书。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打开细看，它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华书店发行。虽然硬质皮的边缘磨得有些发白，可是里面的纸和新的一样。

书的前页有毕老师的签字：燕青书友纪念 毕星星2025.11.18，下页印着：做的重活，吃的黑馍。——河槽民谣。打开自序，我了解到，乡村档案和乡村风景这两个词。风景是每个村子都有的，档案让人想到档案馆。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有历史博物馆和研究历史的专家，这个国家的人们要学习历史。一个村子如果有档案，那就很了不起。有了档案，那么意味着它的历史有据可考。根在哪里，归路可见，来路自明。有了历史，我们才会从根上开花结果，有底气。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的村庄，就像无根的雪片，没有来路，不知归路。

当我打开它的目录，旧时光，乡村事，异乡人，乡村风景这四大块，多么简约的小标题。我想这本书的语言也一定是简约，简约里，是一些耐嚼的东西。

早饭端来，我合上书本，心想：如果我这个游子能够为我的家乡奉献出一篇文章，一篇值得存留供世人读的文章，我想将无愧于生我养我的土地。而毕先生，不，他赠给了我他的书，我想，该改口称毕老师了。毕老师把这本书作为献给他家乡的礼物，我想分量足够。

我揣着书走出早点铺，天色仍冷，可手心滚烫——原来一本书的分量，足以让一条河槽在胸口解冻。原来分量在于它让一个人确认了自己与土地、与文脉的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