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童年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出生不久，父亲看到家中又增一口人,生活更无法过,就外出到东北,先在哈尔滨、后到吉林打工去了。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一走六年回不了家，打工收入,只能维持个人生活，接济不了家。当时爷爷年事已高,家中五亩一分地,就是母亲帮着爷爷劳动。自家没养牲畜,不方便及时耕种,又没粪土,每年打不了多少粮食,加上交了五亩一分地的钱粮款(卖地后没过户,不种地只纳粮)剩下无多,根本不够吃，只能买点豆腐渣,挑点野菜补充。每年春天母亲领上我到同戈站外婆家和老舅家住上一段,吃点饱饭。有时和孩子们玩得饿了,跑到本村姑姑家,姑姑悄悄给我口袋里塞上一块饼子，我就跑回家和奶奶一人一半分得吃了。冬天的棉袄,到春天剥去棉花变成夹袄,烂了又缝,破了又补,每天捉虱子,每天有。晚上睡觉臭虫跳蚤咬,不能睡,我端上煤油灯,母亲拿上针在墙缝、炕沿缝和炕席底下寻臭虫。冬天一到后半夜,土炕不热了,冻得蜷缩成一团。那时候真是度日如月,度月如年。我总是在想:什么时候能熬到头,什么时候是个好年月，什么时候能过上好生活。

1942年至1946年，我在本村初小上学，1946年夏至1947年夏在家劳动一年，秋天给地主赵爱魁家割高粱，又在富农王金义家打粮场上做活(作为给我家耕地的顶工)。1947年春节后,国民党二战区在徐沟城南门外修炮台，向各村摊派民工,地主赵志恒家应出一人，我奶奶托人说好我就顶去了。我村去了十几个人，我年龄最小(十二岁)，做不了重活和技术活,只能和泥、搬砖。晚上住在徐沟北关的庙里，我只带一旧薄被,晚上睡觉铺一半，盖一半，冻得睡不着觉。本家大伯赵二喜，看到我可怜,就把他的大皮袄给我盖上,晚上很暖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清早起床时,却发现把皮袄给尿湿了，二喜大爷拿出去晒干,晚上又给我盖上。大约做了二十多天,回家后把工钱交给了奶奶，奶奶拿着钱高兴地说:“俺孙子才十二岁就挣钱了。”

初夏，有人告诉我,与我村一河之隔的三贤村有一家准备雇人做短工,活儿是间谷苗。于是,我又叫了三个小伙伴,去三贤村间了三四天谷苗,做完后回来给奶奶钱,奶奶说:“这回挣下的钱,不用给我,你留下买些文具,准备后半年到同戈站念高小去吧。”

1947年夏至1948年夏,我在同戈站小学五年级念了一年书，暑假期间,徐沟全县就解放了。

在本村上学,初小阶段是半耕半读,上午上学,下午有时放羊,有时割羊草。礼拜天,不是拾柴捡烂炭,就是提着小篮子卖豆腐干。有一个礼拜天跟着院邻春明叔到村外拾柴,正碰上有人在村西渠堰上伐一棵大树,我就在那里等着树倒后,拿些树枝,结果从上午等到下午两点多才伐倒,背了一捆柳枝回家,到家时已是三点多啦。中午让我奶奶和母亲在街上叫,邻家找,哪儿也找不着，又急又气,回去后把我狠骂了一顿。卖豆腐干赚不了多少钱,为的只是买铅笔、石笔等。用的石板是我姑母念书时用过的一块破石板。那时没钱买煤炭,家中不生火，做饭用的是“烧锅儿”(用泥土砖头垒的锅灶)烧柴禾。冬天少买点煤,加上我拣的烂炭,生个小炕火,炕洞里再烧点柴禾取暖。炕上没铺的,泥炕上铺的是烂席子,盖的是很薄的烂被子,到后半夜土炕凉了,我被冻醒后,就团在被窝里背书。

我在同戈站小学上五年级的那年,是我家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我村大部分人家吞糠咽菜的一年,同时也是山西土皇帝残酷统治将要完蛋的一年。二战区实行兵农合一，把全村的土地收回去,统一分派给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国民兵。二战区还隔三差五地来抓壮丁去当常备兵。年轻人怕当兵经常躲到村北的潇河滩。这样,没人种地，地里长的都是草，沙蓬臭蒿长得一人高，没粮吃，糠窝窝野菜也吃不饱。我去同戈站上学时跑校,清早喝稀饭，吃的是蒸熟的豆饼(油房榨油后的渣滓),带上三张豆腐渣水煎饼(高粱不去皮,一起用小搬磨磨成的粉，摊成煎饼,再卷上豆腐渣),中午去老师食堂喝上一碗面汤,下午放学回家,肚饿、腿软走不动,遇到小桥还得歇一阵,才能继续走。

刚解放时,赵家堡和同戈站都没高小,我念完小学后在家劳动一年半，十亩零八分地，从种到收主要就是母亲和我。当时没车马,往地里担茅粪,推车往地里送粪的活儿都是我干。往回推粮食和秸秆时,由于推车上装得满满的,架起来看不见路,我母亲只好一手拉车，一手举着一根高粱杆给我引路。

1950年初,我村有了小学六年级班,我又上学了。年底毕业后,我又回家劳动。这时我家和本家贵宽哥家合伙买了一头毛驴,到耕地拉庄稼时跟别人家合伙,两头驴拴一起又能耕地,又能拉庄稼。我能驾驭牲口耕地,会赶车,就是那个时候练成的。

1951年经考试我被录取为徐沟县的一名小学教师，每月待遇125斤小米,除我个人生活所需外,还能给家中补贴一些。从此，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开始了我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