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门第多磨难

我出生在原清源县城内永定街“举人巷”二号院。被太原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据《山西通志》和《清源乡志》记载，我的祖先刘祚长、刘祚全、刘祚繁兄弟三人，在清顺治五年同科中举，从此刘家巷更名为“举人巷”，民国年间改回“刘家巷”，现在又复称“举人巷”。我的曾祖父刘应诏，科考中举，因家贫，举人功名被别人买去，再次科考中副魁。

大祖父刘安邠，清光绪二十八年中举。有史料记载，家族中从明朝起曾出过进士6名、举人10名、副魁4名、太学生9名、贡生5名、秀才多名。我的祖父辈兄弟3人，都从事教育工作，父辈兄弟8人、姐妹8人大都在本县任教。他们分别住在清源县城永定街“举人巷”2号、4号两处连通的大院。

刘家没有出过显赫的官僚，世世代代接受着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并不守旧，明德、勤奋、尚文、进取是一脉相承的传统。

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我的祖父们顶住时俗舆论的非议，送女孩子上学，坚持不给女孩子缠足，不穿刺耳环眼。所以我的姑姑们都是大脚，不戴耳环，她们当教师，没有因为脚大而受到社会的歧视。乡邻们都知道，要与刘家姑娘定亲，是必须要专做夹耳环的。

德高望重的大祖父刘安邠

我的祖父刘安刚排行第三，早年病逝，我没有任何记忆。二祖父刘安献寡言少语，很少与家人交流，常是独自坐在房檐下一个半躺的黄色藤椅上静静地看书，有时闭目养神。记忆最深的是大祖父——刘安邠。他是清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中举后曾做过短时间的盐税官，因为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毅然辞官。临行时，众多盐民相送，赠以万民伞。归里后拒绝旧政权的一切聘请任用，也拒绝些军阀许诺的高官厚禄，就职于太原阳兴中学任教，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大祖父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尽自己的所能竭力帮助穷苦人，曾经收养一位失明老人，直至故去。由于大祖父人格魅力的影响，我家在本县境内颇有名望，特别在教育界声誉更高，全县教师对大祖父的钦佩和尊敬是无人可比的。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下乡时，老乡们得知我是举人家的后代，多要竖起大拇指说许多赞美的话。

刘举人除在太原阳兴中学任教之外，1941年，在家乡创建了清源女子高级小学，亲任校长，学生是县城两所完校（指有初小和高小的小学）读到四年级的女生。大祖父每天到学校的路上总是拿着手杖不住地前后摇晃着，有人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微笑点点头。1945年冬，大祖父去梁后街看望生病的女儿，不幸染病猝然逝世，享年73岁。他平日身体健壮，家中没有准备寿衣和棺木，病逝后遗体在大厅里停放，他的好友罗先生见状，把自己备用的员外服和柏木棺让给了大祖父，遗体才入了殓。吊唁的人来往不断，整个大院摆满了人们送来的祭奠品，教师们自发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出殡时，全县学校停课一天，全县的老师和县城的学生全部参加了送葬礼仪。送葬的师生每人胸前戴一朵白花，手里拿一支雪柳（用白纸条糊在柳条上的祭品），送葬队伍站满了街道，县城内变成了白色的海洋。有不少老师披麻戴孝拉灵送葬，白茫茫的拉灵队伍一条街都容纳不下。当时是阎锡山政权期，为防备解放军攻城，平时命令军队全城戒严，城门紧闭，但由于刘家丧葬的阵势大，迫使伪县政府打开了所有城门。

规模盛大的丧葬礼仪，是清源县前所未有的。在人们的赞誉声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一场出乎意料的灾难降临了。原只以为大祖父是急病死亡，没想到他的死因是极具传染性的伤寒病。办完丧事不到一星期，刘家四代50多口人陆续病倒了。发现情况不妙，母亲毅然决定带我和姐姐弟弟逃到了乡下姨妈家，两个大院只剩下没染病的父亲一人照料大家。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只好不断地用白酒擦脸和手，以防传染。每天到药店买一大包中草药，用锅熬好后分送到每个房间。可是死神还是夺走了我三叔、大哥和小妹的生命。一时间恐怖笼罩了“举人巷”，没有人再敢通行。护理病人、处理丧事只有父亲，不愿再连累危及别人，一个人承受着悲痛和恐惧。就在大哥病逝那天，恰遇我步行20多里从姨妈家回县城，远远看见离我家巷口100米的地方聚集了很多人，当我走近人群时，有人拉住我不准往前走，说我家又死人了。不到十分钟，有4人抬出一口棺材，放到巷口的石台上，随后出来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目睹那种凄凉悲惨的情景，我心酸的泪水不能自控，马上跪下磕头。听到有人说：“士伟，走好！你比你三叔强，你三叔只有你二叔送他，今天还有你士英妹妹在这儿为你送葬。”送葬的走远后，一位大婶把我拉起，并派他儿子送我回乡下。一路上我哭泣着，刚进姨妈家的门，母亲什么也没问就抱住我哭。尽管她不知道是谁遇难，但她从我的表情猜到总是又死人了。

父亲更痛心的是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他的三弟和我的大哥——刘士伟，士伟是刘举人的长孙，毕业于山西省工业专科学校，多才多艺，音乐体育书法无所不能，先是在临汾师范当教师，后来任太原二中校长，因为祖父病逝回家奔丧，不料也被传染丧命，死时刚满30岁，还让父亲忧愁的是归还罗先生的寿衣和棺木钱，那是一笔数额很大的债务，这时的刘家已无力偿还，父亲只好带有强制性的动员全家女眷（媳妇和姑娘）捐出她们的首饰。尽管大家为顾全大局捐出了心爱之物，但折合下来还是不够归还罗先生的债。罗家父子念及我们两家几代世交，就把不足的部分免了，算是清了账。

我对大祖父有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印象。在我们兄弟姐妹中，他最喜欢我，因为我是刘家的大小姐，活泼、聪明、好学，能给他脸上增光。我一贯学习优秀，四年级小学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升高小五年级时我参加了二完校的考试，又是全校第一。为此，大祖父奖励我一个内装学习用具的铅笔盒，还给了我一把糖，我高兴得给他跳了一个舞。上五年级时全县组织大会考，学生单桌坐在文庙的大院里，农历５月天，我被太阳晒得瞌睡了，监考的牛老师（大祖父的学生）用教鞭在我头上打了一下，我才赶紧继续答题。成绩公布后，我是全县第一名。牛老师把我会考睡觉的事告诉了大祖父，本想得到大祖父表扬，结果却受到批评。大祖父说牛老师：“你叫醒孩子，或在屁股上抽一下就可以了，哪敢打头！”牛老师说：“不是我的一教鞭，她能考上第一名？”大祖父指着我的鼻子说：“好好谢谢老师吧！”我马上给牛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俩都笑了，我趁机跑开了。

大祖父酷爱花，外院除了人行道都种满了花，里院也摆满了花盆，我的兄弟姐妹们谁要胆敢随便摘花，他的手杖就打到谁屁股上，唯独看到我摘花时，他的手杖直往地下捅而不打我。所以兄弟姐妹们想要花，就指使我去摘。有一次，我从别的地方弄了一朵非常好看的花送给大祖父，他不仅不表扬，还审问了好一阵：“从哪儿弄来的？有人送的？还是自已摘的？”挨了一顿训。我看见他真生气了，大声唱了一支歌表示道歉，オ下了台。

我对大祖父印象很深，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也很多很多。在他去世后遗体停在大厅里，我进去上供香时，看见盖在他脸上的白纸被风刮掉了，我马上捡起来盖到他脸上，还拿了一个放在供台旁边桌上的铜锁压好纸、我一点也不害怕。事后听说大祖母找不到这个铜锁了，我也不敢吭气。

两个月后，瘟疫虽然散了，但乌云仍然笼罩着两个大院，病魔夺去亲人的伤痛是无法医治的，悲哀的情绪彼此影响着，孩子们也失去了笑容，再也找不回以往的欢乐。

从我记事起，我家的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上，虽然叔叔们已分灶吃饭，但每天晚上，特别是夏季里，大家聚在院子里，叔叔们有时唱歌，有时对诗，谈笑风生。我现在会唱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几首老歌，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秋水伊人”“何日君再来”“拷红”“送别”，还有电影《母亲》的主题曲“母亲”等，都是叔叔、姑姑们唱，我听会的。那时候两个大院里只有欢笑声，没有打骂声，那种和谐的气氛让邻居们十分羡慕。

我家穷，但婶婶们的娘家和姑姑们婆家都富有。听母亲讲，我家给叔叔们定亲时，用的首饰都是借别人的，等媳妇过门后，再还给人家。可贵的是婶婶们都能理解，唯独伯母不能接受这种做法。

皈依佛门的伯父

伯父刘祖欢就学于太原阳兴中学，大约在１９２５年，他二儿子不足１岁时离家出走。听母亲讲，我伯母娘家很有钱，是当地的首富，而刘家并不富裕，伯父当时还是一个学生，没有收入，伯母经常在院里大骂：“刘家扛上举人的牌子，骗了有钱人家的女做媳妇。”伯父深感家庭生活不幸，对人生产生厌恶，在暑期未满时借口学校有事返回学校，从此失去音讯。

大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有人传回话来说：五台山来了一位僧人是名医，给人治病时得知病人是清源县城人，便打听刘家的情况。我父亲和我五姑（他的同胞妹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去了五台山，两人认出那僧人就是他们的大哥刘祖欢，但那位僧人就是不承认。

六十年代有老乡又传回口讯说：在北京一个寺庙里有位僧人医生，给人看病时打听山西清源县城刘家的情况，并提到我叔叔们的名字。住在北京的我五姑和二哥（他的儿子）又去庙里见他，告诉他我的伯母已经去世，他有了重孙，五姑还提到1946年她和我的父亲去五台山见他的情况。不管他们怎么说，为僧多年看破红尘的伯父主意不变，仍然拒绝相认。文革期间，我大嫂、二嫂（他的大儿熄、二儿媳）还去看望，但是老人还是不认，充分表现了这位老者对佛教的虔诚和超凡脱俗的品行。也可能是老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愿意给后人增添麻烦。

我虽不大赞成伯父出家为僧，但对他那执着追求的精神心存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