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晋商（一）

从远古刀耕火种的自然经济中走来的华夏民族，几千年间一向遵从着“农为本、商为末”的古训。

然而,当历史走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却相继出现了晋商(山西)、徽商(安徽徽州)、江右商(江西)、闽商(福建泉州、漳州)、粤商(广东)、吴越商(江苏苏州，浙江宁波、绍兴、衢州)、关陕商(陕西)、鲁商(山东临清)等商人集团，形成了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中国十大商帮”。

其中，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而雄居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盛极一时。特别是清代山西票号创立后,第一次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经产生,便迅猛发展,很快就汇通天下,利赖九州,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之发轫。

对此,史书多有记载。明进士沈思孝《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万历人谢肇浙在其《五杂俎》卷四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镞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到了清代,类似的记载就更多,在官方的档案、奏书、方志、史籍、晋墓志传略及名人札记随笔中,都有综合反映情况文字。

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辉煌长达近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人曾将它与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然而，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世界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大都靠近交通便捷、视野开阔、比较开放的江河湖海一带，西方如此,东方也一样。而明清十大商帮逐鹿神州,何以地处黄土高原相对贫困闭塞之地的晋帮独占鳌头、称雄全国呢?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快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山西票号何以恰恰在这个时期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全国金融执牛耳者，创造了经济史上少有的辉煌呢?而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后，晋商这支劲旅又何以在一夜之间猝然消亡,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去得那样神速，那样悲凉?

这一独特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引发了史学界、经济学界深深的思考和探索。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也很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商业贸易活动就已经很频繁了。特别是公元前636 年晋文公重耳返国当政后，励精图治,革故鼎新,为繁荣经济,推行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降低关税,平修国道,宽限农时,鼓励农耕,促进了晋国农业和商业的共同发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计然、范蠡、猗顿、白圭等四位中国最早的大商人,就都与晋国有关。

计然的先祖曾经是晋国的贵族。后来,计然到越国游历,越国大夫范蠡得知他是一位经商理财能手，就拜他为师，请他参与筹划越国的军政理财大事，终于帮助越王勾践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后来,范蠡急流勇退,弃官从商“三致千金”,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被人尊称为陶朱公而传留后世，这恐怕与计然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

在山西省临猗县牛杜乡王寮村西头，有一个60多平方米的陵园,园门向南,古式建筑,虽规模不大,但远观近取,都给人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这就是晋国巨商猗顿的陵园。

猗顿并不姓猗,因他在猗氏地发迹,人们便称他为猗顿。他本是鲁国的一介寒儒，在春秋战国之交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他由儒从商,求教于范蠡门下。陶朱公欣然为他指点迷津:“子欲速富,当畜五。”你想很快致富吗?那就去畜养牛、马、猪、羊、鸡五种母畜吧。猗顿茅塞顿开，他辞别陶朱公，一路探寻，最后来到了古郇地——晋国的河东盆地。他看到这里南倚中条山，北枕峨嵋岭,山下盐池,中带涑水，水草旺盛，是一块发展养殖业的好地方。他定居下来,先畜五特,发展畜牧;后营盐运,把本地的池盐运往齐鲁、秦国和西域;他还经营珠宝,把西域各地珠宝带回内地销售。十年后，畜牧、运输、珠宝三业大兴,“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皆其所有”，猗顿也一举驰名天下。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还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商人,他叫白圭,他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等商贸规律至今仍被人遵从。

到了汉代,山西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当时的代州(代县)、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等地方，都成了全国商人的集散地。魏晋南北朝以来,山西依然是政治军事活动的一大中心，商业活动相对频繁，出现了不少名巨贾。像西晋时的繁峙商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并且在西晋北魏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随着并州地区政治、经济、地位更加突出，商人的活动也就更加活跃了。武则天的父亲文水县人武士彟，就是一位经营木材发迹的富商,他曾在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关键时刻出资襄助,李唐王朝建立以后被铨选封官，曾任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要职。

宋元时期,山西商业与全国商业同步发展,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山西“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及其他军需用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这地方葡萄数目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

明清晋商传承了商业先贤们经商的传统和经验，开辟了山西商业的新纪元。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综观历史，明清晋商的崛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是晋商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是“天时”。

元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而山西的晋南、晋东南恰恰处在这一中心地区的拱卫区，便于参与全国市场交易,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再加上晋南有着丰富的盐、铁、丝、棉等物质资源。特别是河东运城池盐,历史悠久，闻名全国。到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运城盐池年产量已达24亿斤，到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猛增到88亿斤,为宋代盐池产量的4倍之多。明代山西铁矿产地有 32个县，占当时全国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明洪武后期，政府取消铁业官营，山西的民营铁冶业空前发展,产量大幅上升,品种增加,行销全国。山西潞安府生产的潞绸早就闻名于世,到明代已成为北方的丝绸中心，年产量在10万匹以上。山西还是全国最大的煤产地之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质资源是明清晋商兴起的基础和保证，是“地利”。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关于河东盐池的成因在民间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代，四目六手、人身牛蹄、凶悍无比的部族首领蚩尤在中原与黄帝部落鏖战以争天下，黄帝九战九败，后因天女授以兵法,才大败蚩尤。蚩尤被杀后身首异处,鲜血流入盐池化为卤水。

还有一种传说。天宫里一头贪嘴的神牛禁不住诱惑，偷吃了玉皇大帝的御盐，玉帝雷霆震怒,将其贬谪凡间以示惩戒。神牛下凡后到处碰壁无处安身，屡受风雨日霜之苦。后来它流落到中条山,被淳朴好客的山民们收留并盛情款待。为了报答这些乐善好施的好心人,神牛卧在中条山下,将自己的身躯化为一汪盐湖以恩泽河东。

虽说这些美丽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河东盐池确是天赐晋人的聚宝盆。皇家盯住不放,富商巨贾、游客山人纷至沓来，乡人不问农事，“以池为世业”,弹丸之地的小小“潞村”因近盐池而闻名,河东盐则因潞村而名为“潞盐”。元顺帝时,东盐使为经济日益发展的村修建了周长1700 丈的城垣,名曰“凤凰城”。后因盐运司迁驻“凤凰城”,又改名为“运城”。清人郭书俊有诗赞曰:

居人艳说凤凰城，

百货纷纭闹市声。

向晚葡萄有酒熟，

醉乡有梦不分明。

明人张四维说:“蒲故多豪贾。”运城因盐而闻名，商人因盐而致富。张四维家和他的舅父王崇古家就是明代以盐起家的大富商。

张四维(1526~1585),字子维,号凤磐。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登第,万利三年（1575），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累官至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其舅父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西总督。张家经商始于嘉靖年间。他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三弟张教、岳父王恩都是大盐商，而他与舅父都是权势显赫的大臣，官商相维是可想而知了。所以御使郜永春曾疏奏他二人:“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这“势要”“大商”就指的他甥舅二人。张氏是一大族，资本雄厚,房屋土地很多，分居京师、蒲州两地。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一次就分给他的弟弟张遐龄一个庄园。张允龄晚年思乡，离京回蒲州居住。他在城东十里新建一座规模颇大的别墅,凿地疏圃,屋建其中,园中花卉四时开放,其富可窥一斑。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这首民谣叙述的是明朝初年山西人民向各地迁移的情况，600多年来,一直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流传,这棵在华夏民族心目中留下悲欢离合血泪回忆的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在晋商的发展史上,却有着另一种特殊的意义。自宋元以来,山西晋南战事较少,社会安定,人口偏多,是明初移民的重点，这就使晋南人散布到了全国,为晋商外出活动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

朱明建国后,为抵御外族南下侵扰,巩固政权,设防“九边”,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和偏关设镇，皆布重兵把守。为保证军粮的供应，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1370)实行了“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就是向供应军粮的商人发放叫作“仓钞”的食盐专卖凭证，商人凭“仓钞”领取贩卖食盐的凭证“盐引”。山西有河东池盐，贩盐有厚利，山西又地临北方边镇,他们便近水楼台先得月，抓住机遇，捷足先登，开始了往边贩运和边地屯田。他们输粮到边镇，取得河东、长芦以及两淮盐的专卖权，然后到各地行销。明代中叶，“开中法”遭到破坏，政府为增加盐课，滥发盐引，引额超过定额数倍;官僚权贵利用职权，包办开中，牟取暴利;商人空持盐引，却长年支取不到盐，生意日艰。弘治五年(1492),大学士张居正进行改革,将“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就是将纳粮换盐引改为纳银换盐引。到明万历初年,蒙古俺答汗与明朝议和,明政府奉行与蒙古族茶马互币的政策，恢复和新开设了辽东、宣府、大同等马市。从此北边开始平静。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晋商由边商向内商、由单一的贩盐向多种经营转变。先是转移到两淮、江浙等盐业地区专门经营盐业,继而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业务也扩大到粮食、棉布、茶叶、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药材、牙行等，而且初步形成了“行帮”“朋合”“伙计”等组织形式。这是“人和”。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晋商，就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为清代晋商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