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中学琐事漫忆（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
11.清中的和子饭
1953年，实行粮棉油等生活物资统购统销，口粮按人定量。中学生每月33斤，一般成人29斤，领导干部27斤，特殊体力劳动者又多。当时有句调侃话很流行：“提职不提薪，口粮减二斤。”意思是你的工作干得好，又有能力，提拔你当领导，工资原封不动，口粮减去两斤，这话听起来可笑，可也确是事实。
因为普遍贫穷，学校还可以利用钱作杠杆，内部做些微调：学生伙食费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每月7.5元，乙等7元，丙等6.5元，自由选择，不用粮票，份子饭。女生多报丙等，男生饭量重的报甲等。分开小组，吃饭时，由值日生用饭桶从灶房领回，均分。1958年改食堂制后，这内部微调就取消了。
不论是份子饭还是食堂制，吃得最多的要数“和子饭”了，常常早晚两顿都是，这也是当时当地农村吃得最多、最普通的家常便饭，用粮不多，却好像能当下饱腹。
在修建文峪河水库时，晋中各县的临时灶房多集中在一处，其中，当数清徐的和子饭最为引人注目，奇香无比，飘溢四方，引周边各县赞不绝口，从此出名。而清中的和子饭可谓清徐的代表，那是炊事员的拿手好戏。也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道美食。
“和子饭”是什么？说来简单，就是先把小米煮烂，再加入面条（红白均可），还可加入些菜，诸如：山药蛋、白菜等；煮熟后，再加调料，无非也就是油盐葱酱（黑酱，非酱油）等，不加醋。可稠可稀。清中的和子饭稠稀适中，挑不起、喝不上。其实，我不会做，做出来也远不如人家做的好吃。1958年学生灶改食堂制后，一小碗（普通碗）和子饭，1.5两粮票，3分钱。
大饥荒期间，初中一个小男生说他一顿能吃七碗，“你要是能吃了七碗，算你白吃。”于是行赌。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让学校知道了，好一顿训斥。很希望当年参与此事的顽童们，今日能看到此文，老来博你一笑。
当时，最普通一天的食谱是：早饭，两碗和子饭，3两粮票，6分钱；中午，两碗汤面，也是3两粮票6分钱，再加一馍馍，2两粮票4分钱，或一窝头，2两粮票3分钱，还有一菜；晚饭和早饭一样。合计，一天一斤一两粮票，2毛2至2毛4分钱左右。尽管几乎天天吃和子饭，却吃不腻。
12.一颗红心两套准备
那时，从小学毕业就要填写个人履历表，上了初中再填，初中毕业还填，经审查后，存入个人档案，除了自己填的表以外，档案袋里装什么，本人是不知道的。特别是学校给你的鉴定、评语是不和本人见面的。
个人履历表很详细，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本人情况：姓名、曾用名、性别、出生年月日（阳历），多数同学只记得阴历生日，教导处可根据属相为你查到相应阳历。个人出身、家庭成分、民族、政治面貌、信仰、参加过什么组织等，健康状况，受过什么奖励或处分。个人简历（要求必须衔接，中间不得有空档，还要有两个活着的证明人。首页右上角是本人相片，要求2寸、免冠、黑白的，不要彩照、不要艺术照，不要化身照，不要布纹纸等。
第二部分是所有家庭成员情况：称谓、姓名、年龄、职业、职务、政治面貌、信仰、参加过什么组织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对你有何影响。
第三部分是社会关系，主要亲戚情况。
毕业时，学校要根据你的表现为你做鉴定，装入档案袋，你走到哪里，档案跟到你那里。
1962年，清中有4人被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录取，其中两人出身地主。这两人都曾是我的同学，一个是小学同学，一个是初中同学。文革中，档案被翻出，发现此二人都给写的“不宜录取”。不过，这也难怪学校，因为这是全国性的，地区不同，松紧各异。
当时，对初三毕业后的去向，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上似乎都不怎么关注。只是要求同学们树立“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正确思想。两套准备是指升学和就业。升学就包括师范和高中在内了，实际上，就业单指返乡务农，不包括城市里市民学生。
我们在初三时，就不知道上届毕业生中有几个考上了高中，几人上了师范，没人关心，没人议论。当时，不是统一考试，高中师范都由各校自行招生。在人们的观念中，上高中、师范差别不大，都是国家需要，而返乡务农是响应党的号召，同样是国家需要，还是很光荣的。
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读初中，就是为受教育，为步入社会“造好下水的船”（旧时小学国语课本语）也或想能找个出路，并不是像现在一门心思为“上高中考大学”。所以学习心态平和、正常。期末考试后，也不排名次、不评比，班与班之间，也同样不评比，不论成绩优劣，都很轻松愉快。期末考试也不显紧张，考前留给学生一周的自由复习时间，可以不在教室。教室里，不论人多人少，都很安静。这种情况，倒有点像现在的欧洲，12岁以前不评比不考试。连成绩单都没有，学生老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清中的前几届初中生，年龄多偏大，有不少人已成家，他们上初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多接受几年的正规教育，提高点文化水平。从学校来说，就是要帮助他们“修好下水的船”，以便在今后几十年的航行中少出问题，走得更快更远。这其中就包括了向上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而这只是学校的任务之一，不是全部。直白地说，学校把你培养成合格的初中生，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出校门后往哪里去，那是下一步的事了。所以初中是独立的，自成一体，并不依赖高中而存在。五十年代中期，清徐中学就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也符合“学会生存”的普世精神。所以，称它为“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二、成立高中
1958年秋，紧跟大跃进形势，清徐成立高中，首要解决的是生源和师资问题。当年初中毕业三个班。当时强调“国家需要你去哪里，你就应该去哪里”，个人的志愿应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需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同学的真实思想离党的要求相距甚远。那时，同一届学生中年龄差别也大，小的才十五六岁，还不到成年，“受苦没力，当财主没福”，要能再念两天书再说吧，因为普遍贫穷，绝大部分同学都想上技校或师范，因为这两类学校都不用自己花钱，而且三年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就月月有工资，从此脱离农村告别贫穷。但是名额有限，技校、师范的指标是直接下到学校的，也不通过考试选拔，都由学校主要是班主任一人划定。依据什么？不知道。想来班主任也很为难。平泉的王某同学，早就不来学校了，被分配到太原化工技校，同学们都说：有福之人不用忙。
为什么都不愿意上高中？一来要自己花钱，二来三年以后，还是个谜。高中毕业，国家是不管分配工作的，那时，根本没有私人企业，只有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招工只招市民，不要农村的。我们就像跌到后妈手里的孩子，城市里的一切福利待遇和公共设施与我们无缘。城里无法插足，只有回家当农民。至于上大学，对于上几辈子都是文盲的农民家庭来说，更是不沾边的。即便能考上，能上得起吗？想都不敢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停留在“那只能是有钱人家的事”。看看清中当年的老师们中，凡是大学毕业的，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无一例外。
其实，高中学费一年才两元五，和初中一样，书费也不贵，一本才几毛钱，又没有任何辅导材料。主要花销就是伙食费，每月也就七块钱左右，此外几乎没有什么花销。可是，就这也上不起。尤其是种粮的农家，一年到头不见钱，平时买盐打醋的钱也得靠养鸡卖蛋换取。哪儿来钱供你上学？直到八九十年代，农民抽烟还都是自己卷，口袋里时常装着碎烟叶和纸条，纸条来自孩子们用过的课本和作业本。在文盲家长眼中，孩子念过的书就没用了，只能用于卷烟。
至于返乡务农，那是不得已的事。嘴上说光荣，都是假的，那是摆在桌面上说给人听的，桌下的真实思想是：农民，叫“受苦人”更直白，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苦与罪，和白居易《观刈麦》中描写的那场景，多少年来，没有多大改变。不仅从小耳闻目睹，而且也早就受怕了；农田里的活儿没一样是轻松的。我们生活在农村的这些人从小就参与各种农活了，那是有切身体验的；所以，上高中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爬出护村堰的唯一希望（过去大多村庄都有保护村庄的围堰，以防洪水入侵，叫护村堰）。
上高中倒是走了个考试形式，有些同学不想上高中，专门考不好，那也没用。考试结果如何？没人关心，甚至用不着阅卷，反正是要一锅端的。不管考试成绩如何，全部算上，人还差很多。于是行政命令，将在榆次的本届清徐籍学生强行拉回，当时清徐还属晋中管辖，可是那也没几人，后来又从交城来了十几人，二十几人，具体数字不详，总算勉强凑够了两个班共95人。
教师中，能从初中跟上来的，只有潘二明老师、武济川老师（教生物）和郝雨青老师（教历史）三人，潘老师独揽了物理和化学两科。剩下的语文、几何、代数、三角、俄语五科主要是山西师院将毕业的实习生临时充任。姚焕章老师、路淑铭老师等高知教师，论学问，教高中绰绰有余。但是，他们都是地主出身，还都是右派，反右后就让他们都滚蛋了。二十二年后，1979年，这二位老师都平反了，就是说当年打错了，不该打。
不缺的是班主任，还又从部队来了一批，叫做“红旗班主任”，又叫“专职班主任”，什么课也不代，实际上也代不了，这倒也不能怪他们，那是上级的命令。李某某、郭某某老师分别任高一、高二班的班主任，和同学们关系倒也不错，可是出的笑话也不少。
仅举一例，正在上课时间，郭老师端着一杯水走进教室，当着讲课老师和全班同学的面，把水送到班长（女生）的课桌上，而这女班长的座位恰恰是在教室的正中间，使得这个班长十分尴尬。从他进教室，学生们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因为不知道他进来是要做甚，讲课不得不暂停，待他出去后，才接着讲下去。原来，他进教室的目的，只是为给班长送一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