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元大钞助我行

1952年，我考入了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9月1日开学时，母亲将一张蓝色的两元大钞（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元称万元，角称千元，分称百元，本文称元、角、分便于人的理解）。递到我的手中对我说：“这两元钱你拿上，去汽车站，花一元三角钱，买上一张汽车票，到太原大南门，雇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报到。路上注意安全，把书包和小包袱背好。妈等你的好消息。”我怀揣母亲的关爱，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我的求学路。

清徐汽车站，天不亮，我和本村的几位同学来到售票窗口，买了车票。当时是用大卡车载人。当后马槽打开之后，我们依次上车，在马槽内“席地而坐”。一排五人，共坐七排。35位乘客将马槽挤得满满当当，经过1小时又40分钟的颠簸，我们便到达太原大南门。下车后，有好几个蹬三轮的师傅走过来揽客。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家庭条件都很困难，没有一个人坐车，都徒步走向各自的学校。

邻居毕宗兴先我一年考取了国民师范，犹如一位大哥哥牵引着我一路向前。师范学校是公费制，不存在缴纳学费的问题。学校提供食宿，还发放每学期的课本、笔记本等学习用品。我怀揣购买车票剩下的七角钱，便是我一个学期的零用。在一个星期天，哥哥给我买的钢笔不下水了，我和一名同学来到海子边的自由市场。在一个修笔摊位前我取出笔，向眼戴老花镜的师傅说我的笔不下水了，请他修理。只见老师傅手拿一只小手钳，将笔头轻轻地拆卸下来，扔进桌子上的小水盆里。我一边看着修笔师傅熟练的操作，一边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地思考着。这次修笔，我仅有的七角钱够不够付修理费。只见修笔师傅从水盆里捞出闪闪发亮的笔尖，用一块粘染着五颜六色的布块，将笔尖里里外外地擦拭干净，又安装起来。只见他在一只墨水瓶里醮了一下，在一个小本子上不停地划动。抬起头来笑呵呵地说：“修好了。”“多少钱？”我忐忑不安发问。老师傅和颜悦色地说：“不要钱！这支笔是一支好笔，只是长时间没有擦洗。以后用一段时间，拆下来擦一擦，就好用了。”修好笔，还没有要钱，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向老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学校我仍然保持着用石板和石笔写字和演算的习惯。虽然没有用纸笔方便，但却省去了这么一笔费用，只在答考试卷时，才用金笔墨水。有时也去大街上游玩，不论多么口喝难忍，也只花二分钱，买一只冰棍儿。从来不舍得花五分钱，买一支雪糕。有时也用三分钱，购买一支铅笔或橡皮。我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节省着我仅有的零花钱。那宝贵的七角钱，让我使用了一个学期。

在平时的日子里，我每天按时上课，吃学校提供的饭菜，对于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犹如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至于日常穿戴，仍然穿着母亲缝制的中式衣裤。那一套厚厚的棉衣裤，是哥哥参军之后，穿上军装替换回来的。虽然在肘弯膝盖处补着大大的补丁，但穿在身上，足以度过冬日的严寒。母亲缝制的衣裤，虽然摞着补丁，对襟襟，编结的钮扣，实用而美观，很受同学们的羡慕。直到我考入中师的1955年，母亲用她种植棉花赚取的钱，购买了时尚的华达呢布料，才给我寻找裁缝，制作了一套学生装。一直穿到我参加了工作。

每当放假时，家居太原的二姐会给我二元钱，让我买车票回家。但放假时，我和本县的几个同学商定步行回家。放假前夕，我会用二姐给的钱去大街上给母亲买一包茶叶，或购买一罐酱豆腐，献给思念的母亲。